张家英近照

张家英和母亲（烈士张代瑾的夫人杨仕秀）

讲述人：张家英女87岁

讲述时间：2021年11月18日

记录整理：三峡晚报全媒记者冯汉斌

通讯员邱安凤胡实芬

协助：远安县政协文史委

住在远安鸣凤镇航天社区的张家英今年已是87岁高龄，但身体还算硬朗。她的父亲张代瑾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远安特别区委书记、中共当阳县委委员等职，1948年8月被杀害于远安县花林寺镇曹家河畔，牺牲时年仅39岁。自那以后，作为女儿的张家英一直对父亲保持崇敬与怀念之情，几十年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父亲的音容笑貌和英勇事迹常萦心怀，迄未消散，并经常以父亲的故事教育子女，要始终以家国情怀为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作为烈士遗属的张家英受到党和政府的慰问，远安县委书记汤明专门来到张家英的家中，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致敬张代瑾烈士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11月18日，张家英老人为我们深情讲述了父亲短暂而英雄的一生。

父亲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叫张家英，生于1934年。上有大姐张家莲、二姐张家会，下有弟弟张家勤、小妹张家秀。父亲张代瑾，1909年出生于远安县东门街张家作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幼丧母，家中五口人，全靠父亲帮人加工磨面度日。192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三进小学，因生活所迫，辍学务农。父亲很早就接触到陈海涛、胡士林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受进步思想影响，没有给我和两个姐姐缠脚，也没有给我们订娃娃亲。他经常给我们描画美好的未来，说将来所有的女孩子都不用缠脚，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自由恋爱。到了晚上不用点油灯，而是用电，灯一按就亮。母亲每次听到他讲这些，都说他在讲梦话。小时候，我比两个姐姐胖，父亲说我身体好，将来当个拖拉机手，就像苏联女英雄帕莎·安格林娜一样。

父亲入党后，积极参与党的革命活动。1929年由于叛徒告密，陈海涛等人被国民党杀害，为给他们报仇，父亲趁一个漆黑的夜晚，烧了大恶霸、伪县政府财经主任谭端清的房屋和粮仓，并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以教书等职业为掩护，暂时隐蔽，等待时机。

曾担任远安特别区委书记，主办油印刊物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远安县城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住在东门街的书院里。她办了一间女子学堂，经常来家里与父亲交谈事情。她叫李平，微胖，爱穿旗袍，有时候还把我牵到学堂去玩。她爱教女生唱歌，我到现在还能唱几句：“为什么有你的我的？为什么有穷的富的？哪还有你的我的？哪还有穷的富的？开荒吔开荒，前面的军士要吃粮。织布吔织布，前方的军士要穿衣服。”

那时与李平同来远安的还有一位叫刘真的同志。他们受中共湖北省委指派，来远安县以办“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的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工作，重建党的组织，成立了远安县特别支部，书记李平。1939年1月，父亲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经李平等介绍，重新入党，并为特支委员。党的组织力量壮大后，远安特委转为远安特别区委，他为区委委员。1940年2月中旬，中共远安特别区委书记李平调走，父亲接任中共远安特别区委书记。他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组织青年队，壮大革命力量。还主办了《生活在远安》的油印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那时候，家里偶尔来一些陌生人，挑着扁担拿着口袋，来找父亲。父亲带他们到屋里，关着门商量事情，让我去屋外守门。那时候我还小，以为是来我们家换面条的，后来才知道都是革命同志。

一家人的逃难岁月，永生难忘

1940年6月，日本鬼子入侵远安，隔三差五轰炸县城。他们在县城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城里的人们纷纷逃亡。一天，飞机又来了，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还有父亲的弟弟张代琛（我幺爹）到山里去躲避。一路上人很多，人们惊慌失措，有的挑着担，有的背着包袱，碰到炸弹就四处躲藏。有的小孩吓得大哭。我看见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担心哭声招来鬼子、牵连他人，就狠心用东西捂住孩子嘴巴，差点窒息。我们一家人也在路上走散了。父亲挑着粮食和他的书籍、文件，不知走到哪去了，母亲背着刚刚几个月大的弟弟张家勤，躲到北门一个叫张景周的家里，我和幺爹以及两个姐姐躲到泥水洞(旧县镇)去了。天黑以后，我们沿着山路往回走。到北门时，我喊着饿了走不动了。有人告诉母亲，说路上有几个孩子，是我们。我们到达九子溪后，父亲与我们会合。父亲身上只剩下书和文件，粮食不见了。

到九子溪后，有个叫郑庆云的好心人给了几间房屋我们住。安顿下来后，父亲经常出去秘密活动。有一天，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来抓父亲，父亲不在家，他们就抓走了我幺爹，想用他来换父亲。国民党没达到目的，就把幺爹抓去当兵了。

大约1944年那年，国民党再次来家里抓父亲，仍旧没抓到，就把母亲杨仕秀和刚刚出生才十几天的二弟抓走，想用他们来引诱父亲回来。在狱中，小弟挨饿受冻，哭闹不停。敌人无计可施，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放了母亲。母亲抱着弟弟，寒风刺骨，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到九子溪。到家时，已是半夜。我们姐弟四个都睡了，半夜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母亲怀中的小弟已没了呼吸，我们哭作一团。

父亲这次走后很长时间没回来。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又开始压面。母亲身材瘦小，有一双曾经缠过的脚。与父亲结婚后，父亲说一双好好的脚为什么要缠成畸形呢？就要母亲放开，不再缠足。母亲经常一个人挑着面条，翻山越岭，出去换了麦子挑回来。风里雨里，坎坷艰辛。有一次，国民党又来搜查父亲，当时家里只有我们四姐弟，国民党抢走了乡亲们放在这儿加工的面条。母亲回来后，想着无法给乡亲们交代，就责怪大姐不早点关门，哭着打大姐。大姐心生委屈和绝望，跳了堰塘寻短见，幸好被附近打猪草的乡亲救起。

父亲被捕后，在黎明到来前夕牺牲

日本鬼子投降后，很多逃难在外的人，陆续从乡下搬回县城。我们家的房子被炸得只剩断垣残壁。

几年后，父亲回远安。那时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父亲没有直接回家，暂时藏身到九子溪郑启胜（郑梅英父亲）家，他是副保长，父亲向他打听我们的情况。母亲得知后，带着弟弟张家勤悄悄去探望。只见父亲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头发很长，手也受了伤，弟弟不敢相认。几天后，就有传言说九子溪仙女洞有共产党，母亲闻言十分担心，就跟姑父商量，让父亲深夜转移到孙家岗姑姑家。这次母亲带我去看父亲。走之前，母亲卖了一些粮食，偷偷请人给父亲缝了一件新长衫。

父亲这两年是在新四军第五师。他说，部队夜里开荒，白天睡觉，没有盐吃。他参加了大洪山的战斗，手就是在战斗中受的伤。这次见面，我问起了李平。父亲说她在一次执行任务过江时，因木排没扎好，掉落江里，不幸牺牲。临别时，父亲对我说：“你们要听话啊，你妈不容易，过两年就好了。”父亲坚信，美好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

国民党政府加大力度通缉父亲。父亲的伤稍好些，又离开了远安，到荆门八卦庙（或为八角庙），以教书为掩护，继续革命工作。期间担任荆、当、远地下联络站负责人和中共当阳工委组宣委员。

为了给解放大军南下扫除障碍，父亲奉命回远安。1948年正月十一，在攻打洋坪前夕，父亲在洋坪侦查敌情几天，回来的路上不幸被捕。敌人抓了父亲后，马上跑到家里大肆搜查。他们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气急败坏，把家里过年的一点食物都抢走了。母亲害怕他们再来抓弟弟张家勤，就赶紧让大姐带弟弟远走宜昌东湖的水田湾藏身。

父亲白天被关在县政府里，国民党害怕解放军攻打县政府，晚上就关在高楼村曹家河。第二天，母亲准备了油条和茶水，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看守不让我靠近，父亲关在牢里一个多星期，受尽酷刑，始终不屈不挠。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无计可施。正月十八，在国民党伪县长逃跑之前，将我父亲残忍杀害于高楼村曹家河畔，年仅39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湖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父亲的老上级刘真到远安调研，向别人打听我家情况，问：那个胖姑娘呢？（我小时候比较胖），可惜我不在县城，遗憾没有见到。经刘真证明，父亲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父亲建设美好家园的理想在我心里扎了根。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积极主动给丈夫胡光德报名参军。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在战场上他表现优异，因当时需要飞行员，1954年他在朝鲜考入空军回国，后来当上空降兵。1957年考入天水步兵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