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屈原学会年会第十八届在汨罗召开，屈学研究著名学者、中国语言大学教授方铭在会上再次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此届会议确定，第十九届年会将于2021年下半年再次回到屈原故里，在秭归举行。 2020年，屈原文化发展交流会在秭归召开，方铭教授是第一个演讲嘉宾。他甫一上场，即以一段开场白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我与秭归关系很密切，我最早一次来秭归是1985年的春天。”当天，他以《屈原的现代意义》为主题作演讲，条分缕析地讲述了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坚定信仰和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屈原的现代意义，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

6月13日，端午小长假第二天，方铭会长接受了三峡晚报记者的专访。

用一个字概括屈原，“清”是最恰当的

三峡晚报：方铭会长好，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这几天，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屈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心中的高频词，您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屈原的一生，您会选择哪个字？

方铭：回答您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容易，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用一个字来概括屈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体的人，屈原尤其是这样。不过，既然您提出了这样一个对我来说十分艰难的问题，我思考一下，或许一个“清”字能概括屈原一生的追求和坚守。

用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一本书、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在中国古代是经常性的事情。《论语·为政》载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的精神。《论语·子路》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是孔子和鲁定公讨论是否一句话可以使一个国家兴或亡。孔子一方面说一言兴邦或者一言丧邦都是夸张的表述，同时又指出如果君主能认识到当君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忠于君主的职守，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则国家就有兴旺的可能；如果一位君主认为做君主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一言九鼎，乾纲独断，唯我独尊，那么这个国家就快灭亡了。

《论语·里仁》载，孔子对学生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论语·卫灵公》载，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可以理解为一句话，“恕”是一个字。“忠”是尽己之道，“恕”是推己之道，一切竭尽所能，同时又能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要允许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能强迫别人做。“恕”也就是“忠恕”，“忠恕”也就是“仁”。《论语·雍也》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构成了“忠恕之道”的两个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也就是仁义之道，《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敬父母，所以也尊敬他人父母；爱护子女，也爱护他人子女，这就是恕道，也就是忠恕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也就是仁政。

在西周的德治体系中，人死后有盖棺论定的定谥制度，根据这个人一生的事迹，确定一个谥号，这个谥号大部分也是用一个字。《逸周书·谥法》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这个谥号包括善恶，比如“清白守节曰贞”，“好变动民曰躁”。在西周的君主谥号中，似乎没有用“清”的。不过，《孟子·万章上》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清”是不受世俗社会的污染，也是圣人之一德。在晚唐五代，屈原曾被封为“昭灵侯”“威显公”，宋元时期，则被封为“清烈公”“忠洁侯”“忠洁清烈公”等，《逸周书·谥法》也没有“显”“忠”“洁”三字，不过这三个字的意思比较清晰。《逸周书·谥法》说，“圣闻周达曰昭”，“死而志成曰灵”，“死见神能曰灵”，“强毅信正曰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当然，昭灵、威显、清烈、忠洁无疑都符合屈原的精神价值，但这其中“清”更能体现屈原的特点。《渔父》中屈原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日月争光可也。”清廉、清洁、清醒，出污泥而不染，准确地概括了屈原的理想和坚守。

所以，用一个字概括屈原，“清”是最恰当的。

屈原故里在秭归是当代社会的普遍认知

三峡晚报：去年，中国屈原文化发展交流会在秭归召开，您是第一个演讲嘉宾，在会上，您讲了屈原故里与秭归有很深的渊源，能细说一下吗？宜昌是中国诗歌之城，也是中国十大秀美之城，秭归还是中国诗歌之乡，您觉得宜昌和秭归在弘扬屈原精神上还可以有哪些作为？

方铭：关于屈原故里的问题，是20世纪学者们经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屈原故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现存传世和出土的战国秦汉文献之中，并没有关于屈原出生地的明确记载。东方朔《七谏》中提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王逸《楚辞章句》说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这样的记载都太过笼统。战国时期的楚国版图不断东移，楚国的都城迁徙的轨迹我们甚至都不能完全厘清，因此，屈原的封地究竟在哪里，又是怎么迁徙的，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屈原的作品里面没有说他出生在哪里，《史记》也只说屈原是楚国人，这就为后代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秭归与屈原的密切联系，是与秭归作为屈原故里联系在一切的。屈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同时也是被历史反复阐释的文化符号。湖北秭归有非常丰富的关于屈原的传说，其中包括屈原出生地和早年生活的记忆，秭归人也一直认为秭归就是屈原故里。而且，当代社会认知也一般认为屈原故里就在秭归。在没有发现新证据证明屈原故里不是秭归之前，我们应该尊重秭归与屈原故里之间的密切关系。

屈原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因此，全国人民都有传承和弘扬屈原精神的义务。秭归作为屈原故里，应该把研究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看作是自己的光荣使命。

研究屈原，既要依据历史记载，也需要兼顾口传历史。在湖南、湖北、河南等楚国故地，不少地方都有关于屈原的故事和与屈原故事相联系的文物遗存，这也是当地人坚信他们生活的地方与屈原密切相关的依据。作为秭归人，既要积极发掘屈原与秭归密切联系的资源，也要与一切有屈原文化遗存的地方建立合作研究的通道，与一切热爱屈原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屈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学习屈原，就是要在当代“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

三峡晚报：在很多场合，您都强调“屈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不是也可以说屈原是过去的，更是当代的？请问，屈原的世界性和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何处？您曾说，屈原的现代意义，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请问，做好这四点难吗？

方铭：孔子的学生子张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孔子认为言行忠信笃敬是人类需要的普遍价值，屈原就是一个忠信笃敬的人，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就指的是屈原的忠信笃敬。我说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包括屈原是世界和平组织确认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及其习俗的一部分，更是说屈原的思想和人格是人类普遍需要的美好品质，值得全世界人民传承和弘扬。

我的老师褚斌杰先生是中国屈原学会第二任会长，他经常引用歌德的话教导我和我的同学们：“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被过去的人反复研究过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进行重新研究。”这句话的意思起码有两层：一是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既是历史存在，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另外，如果历史上没有人关注过，很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战国以来，屈原及其作品就被人反复吟诵和阐释，屈原的精神永远不过时，永远活在当下。

我在2019年中国屈原学会年会的开幕词中把屈原精神的现代价值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理想，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最近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的新闻中心对我有个电话采访，我也提到了这四点。这个访谈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和中纪委监察委网站的客户端都有推送。这四个方面，也就是我去年在秭归屈原文化论坛上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学习屈原就是要在当代“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相信是我们大多人都信奉的人生目标，《左传》说：“孰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人要弄清楚怎么样才是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人、有底线的人本来就很难，而要坚持不懈毫不动摇地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情怀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底线的人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屈原才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汉书·古今人表》把古今有成就的人分为九品，屈原作为“贤人”在“上中”一类，仅次于“圣人”的存在。“贤人”这一类别在汉代以前，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屈原是超越了我们普通人的境界的，是一座需要我们仰望的丰碑。

楚国虽然“内卷”，但屈原没有选择“躺平”

三峡晚报：楚国在战国晚期正处在一个严重内卷的时代，有点像李白的诗所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身处当时环境下的屈原并没有选择“躺平”，而是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方式，您怎么看待屈原的这种选择？

方铭：“内卷”和“躺平”是现在网络上的时髦词汇，我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可能很肤浅，不过我大体知道这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

楚国有一个由弱到强的变化过程，也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楚国是西周诸侯国中带头搞分裂的诸侯国，楚国也是春秋时期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和西周的对立以及体现中央集权特征的郡县制给楚国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但是，背离周礼的德治政治，信奉武力，也造就了楚国政治的血腥味。在楚国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发动兼并战争需要雄才大略的君主，而雄才大略的君主很可能会演变成暴君，而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不能保证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就是雄才大略的人，这就可能导致王室内部的政变。楚国诸侯王的更替经常会演变为血腥的簒弑。暴君和动荡必然带来楚国的衰落，春秋末期楚平王的无道，最终导致吴灭楚，虽然楚国后来被秦所挽救，但战国时期的楚国面对秦国的崛起，即使联合六国的力量，也无能为力。屈原不幸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楚国，他想在楚国恢复尧、舜和三王的美政，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说屈原是有理想的人，有情怀的人，决定了他不能“躺平”；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底线的人，决定了他和他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最终选择以决绝的态度纵身一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屈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塑造

三峡晚报：有政治家的屈原，有思想家的屈原，也有诗人的屈原，屈原以其丰富性雄视百代。以诗人论之，您觉得屈原对后世文学有哪些影响？为什么两千年来，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高度？

方铭： 我过去在文章里曾提到过，不能抛开屈原的政治活动谈论屈原的诗歌。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屈原是作为诗人的屈原的前提，屈原首先是一位有理想有坚守有思想的政治家，所以才能造就他的性格和命运。《文心雕龙·辨骚》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这句话可以回答屈原诗歌为什么是后人永远不可以企及的这个问题。屈原诗歌的高度是和他人生的高度相统一的。

关于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心雕龙》有深入的论述，如《辨骚》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时序》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

《离骚》是战国时期的《诗经》，因此，《离骚》与《诗经》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诗骚传统。当然，20世纪引进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理论，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源头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源头，王国维是最早使用浪漫主义来概括屈原的。我在我的书中，也用过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如何认识浪漫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西方的文学思潮，并不是一种创作方法，也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所说的内容可以涵盖的。认为屈原开辟了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也只是20世纪中国学者的皮相之论而已。所以，我认为，以诗骚传统来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比用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要恰当的多。

当然，屈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塑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屈原伟大的人格，就不会有屈原诗歌的流传。当然，屈原诗歌的流传，也促使屈原精神活生生地扎根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血脉之中。

37年前首次到秭归，今年下半年中国屈原学会年会将在秭归召开

三峡晚报：在时隔数十年后，中国屈原学会年会下半年将再次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召开，这将极大推动宜昌和秭归的屈原文化研究。您作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您对年会成果有哪些期待？能否透露一下年会将有哪些亮点？

方铭：屈原学会成立三十多年，这次举办的是第十九届年会。在屈原学会筹备的时候，我们曾在秭归召开过会议。1999年，中国屈原学会也在秭归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这一次是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秭归举办年会，因此，我和中国屈原学会的同仁都无限期待着这次会议能顺利召开。

1985年5月，我当时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第一次来秭归。这三十余年来，我多次到过秭归，目睹了秭归的巨大变化，也充分地感受到了秭归人民对屈原的热爱。中国屈原学会的广大会员一直期待着能在秭归召开屈原学会的年会，感受屈原故里人民对屈原的深厚感情，了解屈原故里的文物遗存和文化传说，交流关于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最新成果。我要感谢秭归县委县政府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积极的推动。原定会议在秭归脐橙收获的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召开，具体的时期还没有最后确定。我相信这次屈原学会的年会必将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三峡晚报：宜昌和秭归有一批人坚持屈原文化研究，也有很多人以诗歌创作致敬屈原。您是屈学和楚辞研究的著名专家，能否给当代屈原文学研究者和诗人们寄语一二？

方铭：我感谢他们所作的工作。弘扬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需要全社会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宜昌和秭归的学者和诗人们来说，他们研究屈原，创作以屈原为主题的诗文，是弘扬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的重要工作。

安康就快乐，快乐必然有安康，“端午快乐”“端午安康”都是没有问题的

三峡晚报：您在屈原研究上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方铭：我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但主要以先秦两汉为中心，涉及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重点在经学、诸子、辞赋研究。屈原及楚辞研究方面，我所作不多，发表过与屈原及楚辞研究相关的数十篇论文，另外，我的《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都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的专门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全注》是比较简明的楚辞注本，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另外有个篇幅比较巨大的学术性强一点的《楚辞》注本，正在出版过程中。我前年写了一本《屈原通论》，后来出版社建议改成《屈原及楚辞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这个书最近在看清样，我估计今年应该可以出版了。

三峡晚报：每次到了端午节，总有媒体和专家说，不能说端午快乐，要说端午安康。您怎么看？

方铭：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关于端午节的问题，很多文章都涉及到过，我也写过文章，去年因为武汉受疫情影响严重，为了鼓励湖北和武汉人民的抗疫工作，人民政协报的记者约我写了篇稿子，谈楚文化、屈原和端午节。这篇文章应该也比较好找。端午节的起源虽然复杂，但今天作为一个节日存在，就是为了人们在愉快的纪念活动中完成文化的传承，因此，我认为说“端午快乐”“端午安康”都是没有问题的。“快乐”和“安康”是联系在一起的，安康就快乐，快乐必然有安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天天安康，天天快乐。我想屈原也是这样想的。

宜昌的吴林伯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三峡晚报：看您的朋友圈，在您和其他人的大力推动下，《吴林伯学术论文集》已经出版。吴林伯是宜昌籍著名学者，也是国内著名的龙学研究学者，作为吴林伯的学生，您如何看待吴老的学术成就？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方铭：我的老师吴林伯先生先后师从熊十力先生和马一浮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吴先生是宜昌人，早年家贫，但好学不倦。同门陈桐生教授在回忆文章中说吴林伯先生应该是20世纪“中国最用功、最勤奋的学者，没有之一”，这个评价我坚信是站得住脚的。

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不仅仅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吴先生在经学、诸子之学、佛学方面都有著述。吴先生虽然师出名门，但因固守君子之道，一生坎坷。著述丰富，但生前大部分著作没有出版。我一直希望能推动整理出版吴先生全集的工作。我非常感激崇文书局和编辑陶永跃先生，没有他们的努力，《吴林伯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可能还需要等待很长时期。

1984年，我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我不满20周岁，吴先生在生活上关心我，在学习上督促我，并时常告诫我是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吴先生为了让我多读书，他撰写的论文，以及他的书稿，都交给我校对、抄写，吴先生的人格和学风是我一直所想效法的。我的学术观点，都是传承吴先生的思想。如果有一孔之见，都是来源于吴先生。吴先生对我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估都不够。可惜的是，我的才学识距离吴先生太远，对吴先生学术的理解万不及一，深以为恨。这些年，我撰写过多篇怀念和回忆吴先生教诲的文章，百度有关吴先生的词条，似乎就是我所写文章的摘录。

吴林伯先生生前不为世俗所重，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吴先生的伟大。相信在未来，吴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会越来越凸显。我也希望宜昌的领导和人民能多关注和了解吴林伯先生。

[人物名片]

方铭，1964年12月生，甘肃省庆阳市人。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研究，著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诸子概论》《秦汉吏治监察举劾知见录》《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楚辞全注》《方铭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文集》《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源》等著作20余种，主编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诗骚分类选讲》《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儒学与二十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史》等数十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三峡晚报全媒记者冯汉斌）